通過對全國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相關政策的梳理，當前整體政策環境主要呈現出五個特點：

(一)圍繞便民利企．政策制定突出問題導向型模式

黨中央、國務院作出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戰略部署以來，各地區各部門堅持問題導向、需求導向的基本原則制定政策文件。在需求側，聚焦影響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難點和堵點，重點關注辦證多、辦事慢、辦事繁、辦事難、多頭跑、來回跑、反復提交材料、獲得感不強等問題；在供給側，聚焦政府部門信息共享程度低、政務服務事項標準不統一、業務協同不足、辦事效率不高等問題，以問題導向型模式制定出臺相應政策文件。

(二)強化頂層設計．政策制定統籌規劃力度大

全國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工作開展以來，一直以“一體化”為核心思想，通過頂層設計+統籌部署模式推進。在中央層66I2021年第1期面，國務院辦公廳牽頭制定推進指導意見、改革實施方案、技術體系建設指南，其中多項政策文件不僅提供宏觀方向性指引，還對具體工作目標、任務劃分、責任分工、技術要求、時間進度、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，政策權威性大、可操作性較強，全國統籌規劃力度得以加強。在地方層面，遵循中央要求結合地方實際，以省級統籌制定政策文件，細化落實重點任務，層層分解、深入推進全國一體化網上政務服務體系。

(三)政策推出逐年遞進深入。動態性與穩定性并存

動態性和穩定性是政策環境的兩個方面，外部環境的變化會影響政策環境，政策一旦形成并實施也會反過來影響外部環境。一方面，自2016年以來，中央和地方逐年制定出臺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系列政策，主線明確地圍繞政務服務事項規范、政務數據共享、服務流程優化、全國“一網通辦”等方面穩步推進，而隨著移動互聯網、大數據、區塊鏈、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，政策動態更新特征顯著，近1～2年推出的政策根據新技術發展方向，更注重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向智能化、精準化、移動端方面的延伸，較之前期的規范化要求有了更深入發展。另一方面，隨著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前期政策實施，政務服務質量效率、“一網通辦”取得了積極成效，為滿足供給變化帶來的需求多樣化和個性化，切實增強企業和群眾的獲得感，政策導向開始聚焦效能發展，創新服務模式、豐富服務類別、提升個性化便捷化水平、以評價促建設、打造品牌效應等成為各層級政策制定的又一波發力點。

(四)政策總體效力增大．但層次類型、區域均衡仍存在短板

我國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相關政策數量不斷增多，政策總體效力在不斷增大，有助于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工作向縱深推進并取得實效，但政策總體效力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數量的增加，在政策層次類型、區域政策差異方面仍存在短板。從政策層次類型上看，多數政策為通知、意見，行政法規少，地方性行政法規尤為空白，多種政策工具綜合配合使用方面存在不足；從政策的區域分布上看，各地區發展不均衡，地方政策制定的響應時間、政策發布的數量、政策內容兼具落實中央要求與挖掘地方特征發展方面差距較大。

(五)政府數字化轉型加快．相關主題政策融合交織

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相關政策主題涉及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優化營商環境、數字政府、新型智慧城市等多個方面，隨著網絡強國、“數字中國”等戰略的部署，政府數字化轉型加快，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相關主題交互融合、齊頭并進。國家層面的數字政府相關政策文件雖尚未出臺，但地方層面已開展行動，陸續制定“數字政府”建設規劃、實施方案等，將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融人數字政府建設和智慧城市發展中。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政策由點及面發散、由多面向立體擴張的趨勢愈發明顯，交叉融合、相互影響支撐成為其發展的重要特點。